艺术乡绅栗宪庭

　　那个被神化成“当代艺术教父”，或者被丑化成宋庄黑社会老大的，都不是老栗

　　京郊宋庄小堡村的通透庭院里，栗宪庭的第二任妻子廖雯抽一口雪茄，把宽大的阔腿裤索性拉到膝盖以上。

　　立秋后的北京依然溽热，她刚刚陪同一批新加坡来的艺术同行在宋庄转了一圈，聊天、看展览、吃饭。

　　“热死了!又遛了一大圈儿。老头儿，快给我口水喝。”

　　“老头儿”其实还不到60岁，但几年前便已须发尽白。“他从来不去学校接孩子，怕人家当他是孩子的爷爷。”

　　这个当代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批评家和策展人，2001年因为有了女儿小扣子，从城里移居到距城区几十公里的乡下，想住农家小院，想躲清净，想退出江湖，没有料到访客们不惧周折，宋庄一天比一天热闹，自己只能“每天下午都在家里接客”。

　　我写过垃圾，但是大家都忘记了

　　到他家里去得最多的是画家，成名的或未成名的都有。有的不打电话不敲门，“拿着画就来了，非要给我看，让我给他们写东西。”

　　也有胆小的，仰慕他的大名，不远千里地来了，“不敢进门，在大门口转悠一天。”

　　“个个都当他能点石成金，其实他哪有那么大本事。”小他12岁的廖雯常为他做挡箭牌，“人太多了，挡也挡不住，老头儿自己又是个犹豫软弱的人，他总抹不开面儿。”

　　“软弱是我性格里很大的一个弱点，不会拒绝，只能忍受艺术家的骚扰。”老栗站起来给妻子和客人斟茶，饮水机上贴着女儿的字条，“爸爸妈妈多he水”。

　　写字条的时候扣子还小，“喝”字不会写。一晃，已经快七岁了，在城里上学，周末才回宋庄。

　　夫妻两个都对老栗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满意，廖雯说支持老头儿隔几个月就出去走走，“找个清净的地方看看书、想想问题。可你也不可能金盆洗手，彻底脱离这个圈子，有些事儿必须去做。”

　　“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做的!”栗宪庭捏着烟卷，“过两年等这片都建完了，我就消失。”

　　“好啊，你去当和尚我都不反对!”

　　“哎呀，我一家七口，我上哪儿当和尚啊!再说这个年头，哪儿有桃花源啊。”

　　夫妻两个都笑了，说想来想去，“就非典那会儿最幸福了。”

　　“没人敢出来瞎串门了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沏壶茶，翻翻书，太阳晒进来，就那么待着，真舒服。”

　　手机又震动起来，怕打扰，他几乎不接听电话，“有事就发短信联系。”短信发多了，练成了“拇指王”，发得比年轻人都快。收件箱里什么内容都有，“多数是有事求我的，也有很多人发短信骂我。”

　　“挺有意思的，有人拿画给他看，求他写字儿推荐，老头儿推不掉给写了，那人也没红，转脸就骂他。”

　　“其实我写过好多人呢，写了上百个，红了几个，大家就记得那些红了的艺术家，觉得我好厉害，看得准。还有很多垃圾文章，大家都忘记了。”

　　是啊，有谁在意那些“垃圾”呢?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，只与罗中立、张晓刚、方力钧、王广义这些红得发紫的名字有关。

　　“玩世写实主义”、“政治波普”、“艳俗艺术”、“对伤害的迷恋”……

　　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总结和评介横跨30年，他所创造的语汇和策划的展览如同路标，把一个尚处于混沌忙乱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推向了西方，托举起一批天价画家。而他自己也因为推进前卫、独立、自由的艺术创作理念和作品，两度被开除公职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也就30出头，因为是权威刊物《美术》杂志的骨干编辑，就已经有了影响他人命运的力量。

　　“1980年，罗中立创作油画《父亲》时还是川美的学生，我是《美术》杂志责任编辑，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。但《父亲》让我特别震动，画的尺寸用的是画伟人的规格，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，充满了人性关怀。虽然他当时还是个学生。我顶着压力在1981年第1期《美术》杂志封面上选用了。这幅作品得到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，被评为一等奖。”

　　与罗中立同班的张晓刚，毕业草稿因为“画风太粗野”，学校连画布、颜料都不发给他，只得画在牛皮纸上，就因为栗宪庭一句“张晓刚的这批也不错”，得以顺利毕业，而栗那句“有近乎梵高的情绪”的艺术评价，温暖鼓舞了他许多年。

　　多年之后，栗宪庭筹建自己的电影基金，找富起来的画家朋友们帮忙，方力钧第一个掏钱，张晓刚说，“老栗，我可以多给你点儿。”